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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刑法，也是尧时期一项很重要的工作。这项工作在典籍上多记载为可皋陶作刑。

皋陶是尧时期的大臣，官职有说是大理的，也有说是士师的。尧庙广运殿有四大臣的塑像，其中一位面目严肃，甚而有点凶煞，那就是皋陶。这是一般人对皋陶的理解，搞刑法嘛就应该厉害些。这种理解有点偏差，我下面会说到。关于皋陶故里，史书有说他是东夷的，可洪洞县有个士师村，据说这就是皋陶故里，也有直接就叫皋陶村的。村里原先有皋陶祠、村外有皋陶墓，村中原先还有祖辈传续的手抄本《圣臣传》，记录了皋陶的功绩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对尧时期的刑法，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起，即为什么要设立刑法？设立了什么样的刑法？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

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设立刑法。说到这个问题，不少人一定奇怪，这还有什么疑问，刑法就是打击罪犯，保持社会安定的。我原来也这么认为，但是，翻阅了大量资料后，发现这么看待尧时期的刑法是不正确的。尧时期的的刑法，不仅是打击罪犯，而且是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力。《国语•鲁语》上记载：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。单，尽也。均，平也。仪，善也。也就是说尧以平等公正的法律教民为善。

那么。尧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刑法？这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状况说起。前面说过，尧时期已形成了国家的雏形。这等于说，原始社会正在朝着奴隶社会过渡。奴隶社会的标志是由于物质发达出现了两级分化。有了分化，就会有纷争，就需要有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。从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也能说明那时的确物质丰富了，社会分化了。我国古代多有“刑始于兵”的说法，也就是最早的刑法是由战争导致的。《辽史•刑法志》记载：
刑也者，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。洪荒之代，生民有兵，如蜂有蛰，自卫而已。

在尧之前，曾经发生过炎黄大战，黄帝蚩尤大战，战争有了，士兵有了，刑法也就有了。《国语•鲁语》对此说的更清楚：

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笮；薄刑用鞭扑，以威民也。放大者陈之原野，小者致之市朝。

这段文字告诉我们，古代兵刑不分，没有区别。在文中，甲兵、斧钺都是兵器，也是斩杀俘虏的工具，那么，交战的地方不仅是战场，而且也是刑场。因为，兵器也是刑具。所以说，最大的刑罚就是出兵交战。刀锯、钻笮也是刑具，但不在战场，而是市朝。市朝也是刑场，是在市场交易场所和宫廷判定纠纷、处罚罪人的地方。这便说明，古代没有独立的审判场所，往往战场和市朝就是刑场。市朝这现场处罚手段还是从战场移植过来的。《尚书•舜典》对这个论点可以做点证明，其载：

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。

这是舜任命皋陶时的指令。蛮夷猾夏，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侵占和掠夺，这需要用军事行动去解决，其镇压的目标是异族部落；寇贼奸宄，是本部落内部的不轨行为，这需要用刑罚来解决，其处罚对象是犯罪的一方。显然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责，前者是军队的统领，后者是公安、刑法的头目。但是，舜将这两大事情集于皋陶一身，而且，明定他的职务为“士”。足见兵刑一体，是那个时期的特点。

如果继续往纵深探讨，可以看到五刑的最早使用，既非皋陶，也非帝尧，竟然起始于蚩尤时。使用五刑，是针对苗民的过火行为，《尚书•吕刑》记载：

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，曰法。

其意思是：蚩尤开始作乱，扩大到平民百姓。无不寇掠贼客，轻率不正，内外作乱，强取诈骗。苗民不遵守政令，就用刑罚来制服，制定了五种酷刑作为法律。

读了这段文字不仅明白了五刑始于蚩尤作乱，而且知晓了，五刑原来是五虐之刑的简称，即残酷刑罚的代名词。《中国的传统》一书也这么认为：
五刑就是斩首、阉割、断足、割鼻和脑门烙字。

从我们掌握的史料看，尧时期确实有了邢法，而且还是酷刑。掌握权力的头领、贵族滥用刑罚，随意杀人。大家知道，尧是一位仁爱的头领，当然不能让他们草菅人命，或许这就是他设立刑法的目的。

尧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就必须制定新的刑法，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方面，尧设立了什么刑法？

皋陶肩负起了帝尧让他制订实施法律的重任，而且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初一看，似乎他沿袭了过去的刑罚。因为，他实施的是五刑，而蚩尤、三苗流行的也是五刑。不过，细细思之，就会发现虽然同为五刑，但是却决然不同。三苗这五刑，全是摧残肉体的刑罚；皋陶这五刑，却有了象刑、流刑、赎行，把体罚摧残降到了最低程度。虽然同是五刑，却有了本质区别。《尚书•尧典》中对此已有记载：
象以典型，流宥五刑。鞭作宫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赎刑。

皋陶这五刑也有肉体惩罚，比如“鞭作宫刑，扑作教刑”，鞭和扑都是体罚性质的，却轻微多了。再看蚩尤或三苗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斩首、阉割、断足、割鼻和脑门烙字的刑罚，就会觉得皋陶这体罚中包含了人道。人道因素更多的则体现在象刑、流刑、赎刑当中。
象刑，《尚书•尧典》中为“象以典刑”，对此有些书籍解释为“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。”这等于是在搞法制宣传教育，这是一种说法，但也不可否认另一种说法，那就是其中也有象征性刑罚的意思。

在《中国的传统》一书中，吴国桢先生这么写着：

五刑允许在法律上保留，犯人要按照他的罪行受到判处，但判处将以另外的方式实行，而不是肉体上的。那些必须在脑门烙印的，就着令他们头戴一条黑带子；那些必须割掉鼻子的，就用带红色的泥浆涂满他们的衣服；那些必须处以断足的，就用墨水把那些犯人的一只脚全涂黑；那些必须阉割的，就用不相配的鞋子穿在他们的脚上；而那些必须斩首的，就要他们穿一件粗劣的没衣领的短上衣。

象刑确实是一种充满了人间至爱的刑法。只是，这么宽怀仁爱的法律能管束住那些胆大妄为的人吗？不必忧虑，因为还有流刑和赎刑。

流刑，就是放逐、发配，让犯罪的人远离故乡，远离人群，到偏僻荒凉的地方去。千万别小看了这刑法，这是十分酷烈的重刑。古时候，人们都以群居为生，离开了团体，无法猎食，更无法抵抗猛兽的危害。因而，若是流放一个人，无异于判处其死刑，不用说，这对人们是极有震慑力的。效果如何？《尚书•舜典》以案例说明：

流共工于幽州，放欢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除而天下咸服。

文中的“流、放、窜”均是流放的意思，唯只有“殛”既有流放之意，还有斩杀之意，是最为严重的刑罚了。以上四位罪人得到惩处，天下的人知道都心悦诚服，谨守法纪，这就是法律实施后的效果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赎刑，即金作赎刑。不过，那时的金可不是时下的黄金，顶大也就是个黄铜。我们可以将这里的金理解为财富。尧那个时候，尽管农业、小手工业较前有了很大提高，但用现今的眼光看生产水平仍然很低，个人拥有的财富也就微乎其微。如果以今度昔，犯了罪都以金钱去赎，那不乱套了吗？其实不然，那时候这是最重的罚款，足以罚得倾家荡产，这就具有极大的震慑力。

从以上对法律的探究可以看出，尧时期的刑罚不是创制，而是变革和改进。变革和改进的基本原则是仁爱，行为表现是宽恕。因而荀子在《议兵》中这么评价其时：

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，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。

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说明，尧时期的法律对子民是一种制约和管束，更多的人接受了法律后，认为违法是羞耻的，自觉将个人行为限定在法律要求之内，所以，少有人犯法，也就少有人被绳之以法了。这样的社会状况，和五虐之刑的残酷状况相比，当然有天壤之别。因之，众人便将此牢记心中，传播后世。至今，人们都以尧时期为古代法制的理想时代。创造这种理想氛围的皋陶自然也不会被忘记，继续被传诵。

传诵多了，皋陶也带了神秘色彩。说他的脸色像削了皮的瓜，是青绿色的。嘴如鸟喙，光光的。他能够决断狱案，完全公正可信。之所以断案准确无误，是因为他有个得力的助手。这个助手不是人，而是只羊，却是只比人还得力的羊。因为它是只神羊，名为獬羊，也称獬豸。獬羊生于现今的洪洞县。那时有个地方叫周附，有户人家的羊生了个一只独角的怪羊。初时，别家都歧视这独角羊，哪知长大后的独角羊却不得了。村上哪里有纷争，这羊就跑去了，若是哪家失理，这羊就会用它那一只角撞击此人。久而久之，村上再不敢有人寻畔闹事。众人都说神羊安定了村风。村里人和睦相处，神羊就难有用处了，众人想到了在朝中主管刑律的皋陶，若是神羊到了他那里，岂不是可以为国分辨忠奸吗？这神羊的用处岂不更大了吗？所以就把独角羊献给了皋陶。皋陶得到神羊，审断案件，处理争讼，简直如虎添翼。虽然，这故事这充其只能是个传说，可是，《论衡•是应篇》却记下了：
獬豸者，一角之羊也，性知有罪，皋陶治狱，其罪疑者，令羊触之。有罪则触，无罪则不触。故皋陶敬羊，起坐察之。

由此可见，传说的力量确实不可小觑。传说能够形成习惯，习惯是一种思维定势。思维定势是无形的力量。这无形的力量却可以创造有形的物质。代时重修的平阳府尧庙，其中就建有一亭：獬豸亭。当然是纪念皋陶那位助手神羊的，至今《法制日报》副刊的名称还是独角兽，也是以这只神羊为公正执法的象征。

说到这里，就让想起法律的法字。法字的繁体字为灋，水部那边是由鹿与去组成的。《说文•鹿部》解释：
灋，刑也。平之如水，从水。所以触不直者去之，从去。

从字源上看，这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，一是均平，二是正直。这就是法字的本意：公平。水，表示的是均平；而另半边表示的是正直。对于这种正直，《说文•鹿部》还有说明：

解豸，兽也，似山牛，一角，古者诀讼，令触不直者。

说来说去，法的成字还是离不开獬羊，你看这传说的力量有多大，真可以说无处不在了。

无论怎么说，尧时期已经有普遍实行的法律了，而这法律的施行者就是皋陶。皋陶制订、实行的法律流传后世，一直影响到今天，因而，人们都有皋陶作法的印象。